1938年1月，梁漱溟(左)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交談時的合影。
《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汪東林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9月定價：36.00元
▲20世紀80年代中期，梁漱溟(左)與《梁漱溟問答錄》作者汪東林合影。
10月18日是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誕辰120周年，這位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大儒”的學者，擁有讓后人享用不盡的思想成就。記者從當代中國出版社獲悉，唯一一部經其本人審定的傳記《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在絕版多年后終于修訂再版。
據當代中國出版社策劃編輯李麗錚介紹，該書首次出版于25年前，作者在特殊年代里記錄、整理了梁漱溟在“文革”中的各次發言以及受批判斗爭的情況，獨家披露了包括1953年梁漱溟與毛澤東之爭、“文革”中拒絕“批林批孔”等重大歷史內容在內的1949年以后梁漱溟39年人生軌跡，為海內外梁漱溟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檔案材料。
諸多史料首次面世
梁漱溟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大儒”，不僅因為他是“五四”運動之后新儒家的開山鼻祖，他還是20世紀中國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然而，在1953年9月，梁漱溟卻因國事大膽諫言，遭到“以筆殺人”的“殺人犯”、“一輩子沒有做過一件好事的‘偽君子’”等斥責和辱罵，并從此戴上一頂“反面教員”的鐵帽子，被“冷藏”了幾十年，直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才得以解脫。
談起新版書名《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李麗錚告訴記者，這句話出自梁漱溟20世紀20年代在北大教書期間寫下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因為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所以我的生活與思想見解是成一整個的；思想見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道出了梁漱溟特立獨行、表里如一的品格和思想底蘊。
該書作者汪東林多年專注于中國現代歷史研究，自1980年5月出版《李宗仁歸來》至今，已撰寫出版了十多本人物傳記作品，其中大部分以老一輩愛國民主人士為傳主。
“在這些著作中，就史料價值而言，排在首位的應該是《梁漱溟問答錄》。”汪東林告訴記者，包括1953年梁漱溟與毛澤東之爭、“文革”中拒絕“批林批孔”等重大歷史內容在內的1949年以后的梁漱溟先生39年的歷史軌跡，都在這本書中，首次與世人見面，且大部分都是他“親歷、親知、親聞”。
“冷藏”20年結下特殊友誼
“自20世紀60年代初至1988年6月梁漱溟先生病逝，我曾有幸長時間地與他相隨相交。” 汪東林回憶說，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這20年間，正是梁漱溟先生與世隔絕的被“冷藏”時期，他唯一發聲的舞臺是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即平時學習改造的場所。“梁漱溟先生是這個學習組的成員之一，而我則是這個學習組的記錄員。”汪東林告訴記者。
按照當時的規定，非特殊情況，這種每周2到3次的學習會只作內部情況反映，不作公開報道。因此梁漱溟在這20年間的一言一行，包括多次遭受批判的記錄，除了簡報內部反映，就剩下“記錄員”汪東林的筆記本了。
在汪東林的印象中，那20年間，梁漱溟是學習組發言較多、“放毒”也最多的“明星”組員。“單是專為他開設的專題批判會就有四五次，每個專題進行幾個月甚至一年，批判會的次數則難以統計。天長日久，我內心暗暗為梁漱溟先生事事處處堅守‘獨立思考，表里如一’、不顧一切地頑強抗爭而吃驚，并漸漸產生敬佩。”他越來越留意并認真記錄梁漱溟各種有準備的長篇宏論和即興而發的片言只語，每篇都整理成文，包括請梁漱溟本人過目。這些，都是他后來撰寫《梁漱溟問答錄》和其他著作最早積累的素材。
出版過程一波三折
回憶起這部書的出版始末，汪東林告訴記者，1980年11月，他應約為《北京晚報》撰寫梁漱溟先生訪問記，不料這篇題為《一位剛直不阿的老人》的文章在11月9日見報之后，立即遭到當時主管部門的高層人士的批評，說：“梁漱溟這樣的人對誰剛直不阿？報紙的屁股坐在哪一邊？亂彈琴！”
風波之后，汪東林把第三人稱寫作的梁漱溟傳記，改寫為一問一答的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梁漱溟問答錄》。盡管后來又遭受若干波折，但終于在《人物》雜志推出連載，而后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沒想到的是，刊物連載和全書出版后，立刻引起強烈反響，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志等大報刊，海內外有幾十家媒體發表評論或選載。首版印刷了三次，香港三聯書店以繁體字出版，2004年在此基礎上又補充了若干重要文章，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字數增加了一倍。”汪東林介紹說，此次再版的《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是第三個版本，對前兩個版本做了不少修訂，除了將梁漱溟寫于1987年的初版序言補充在開篇，汪東林還專門撰寫了《<梁漱溟問答錄>出版前后》，交代了這部作品坎坷的寫作過程，作為對這段歷史的一個注腳。
有些檔案仍待解密
自1953年以來，最早從正面描寫梁漱溟的文章就是汪東林發表于1980年11月9日《北京晚報》的訪問記，而最早一本從正面評述梁漱溟的書正是《梁漱溟問答錄》。
但汪東林認為，關于梁漱溟的研究還遠遠不夠。“自梁漱溟病逝至今，海內外出版的有關梁漱溟的傳記作品和研究專著已有較大幅度的增加，但真正對梁漱溟先生的深入研究，只能說剛剛起步。這一方面有待于后來者加大研究工作的力度，一方面還有待于對梁漱溟自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若干檔案材料進行解密。僅就我所經歷、所接觸、所知道的情況，其現存的檔案材料，特別是高層檔案材料，即便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發生的，至今仍沒有對公眾解密。”汪東林表示。
人物小傳
梁漱溟(1893—1988)，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 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1917年任教北京大學哲學系。1931年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倡導鄉村建設運動。1939年見團結抗戰大局有不能貫徹始終之虞，和幾個中間性小黨派共同組成“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為進一步實現此一宗旨，將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后為國內和平奔走于國共兩大政黨之間。新中國成立后，任全國政協委員，為怎樣發揮諍友作用與毛澤東發生爭論，被稱為“反面教員”。他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做法并不贊同，對“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開展的“批孔運動”更是明確表示反對。 梁漱溟自青年時代起相信人類未來必歸于社會主義，人類將從中國文化汲取營養。17歲時認定唯佛家的宇宙觀最正確，十年后領悟儒家精神最適合于社會大眾，遂以“不住涅槃，不舍眾生”對自己，而以傳播儒學為畢生職志。主要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1931)、《鄉村建設理論》(1956)、《中國文化要義》(1949)、《人心與人生》(1980)等，有《梁漱溟全集》八卷存世。 (資料圖片)
《我對于生活如此認真：梁漱溟問答錄》書摘
“舍棄理想，便沒有我”
問(汪東林)：八國聯軍進北京，距今已有86年了，能親自耳聞目睹這一歷史事件者如今已為數極少。梁先生對這一重大事件尚能記憶否？
答(梁漱溟)：當時我已8歲，還能記得一些事情。有的是當時聽家里大人說的，比如，義和團殺了德國公使和日本書記官，當時把這根導火線說成是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的主要原因。八國聯軍進北京后，把北京城分成八個區域，一個國家管一個地區，凡德國和日本管轄的地區，中國老百姓受害最深，因為他們極力報復；又比如，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住進紫禁城，會說外國話的妓女賽金花陪住，她還騎著高頭大馬在東西長安街上行走，大人都罵她是“不要臉的東西”……這些都是當時親耳所聞。還有西太后偕光緒皇帝逃離北京，消息震動全城。“國不可一日無君”的思想在當時一般人的腦子里還是根深蒂固的。記得這一消息傳到我家中的時候，全家上下都啞然失色，不思飲食，連小孩子也得規規矩矩，不許像平時那樣蹦蹦跳跳了。后來又聽說慶親王、李鴻章代表清廷與八國聯軍議和。值得一提的是辜鴻銘，他是談判的翻譯，精通多種外國語。聽大人們說，他的后臺是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劉、張在北京被八國聯軍占領后，便提出“東南自保”，以示抗衡。辜鴻銘一面參加談判工作，一面與張、劉電報聯絡。我知道辜鴻銘的名字，便是在庚子年，大人們幾乎天天在飯桌上談到他。
還有一件事是我親自經歷的。當時我家居宣武門外米市胡同，屬美國人管轄范圍。相比之下，他們對中國老百姓的壓迫要稍好于德、日。但整個北京城都在外國侵略者的統治下，外邊風聲鶴唳，老百姓終日惶惶，都不敢輕易外出。我家也大門緊閉，足不出戶。因為年紀小，這種坐牢般的日子，印象極深。有一天，忽然大門被敲得嘭嘭直響，進來幾個外國兵，還有一位中國翻譯。他們氣勢洶洶地在家里搜了一通，沒有查出什么，偏偏在我的房間里，砸壞了我的兒童玩具槍和劍，使我十分傷心。然后盤問我的父親，像查戶口似的，最后命令：“不許外人留宿，違者受罰。”走到大門口，又指著大門兩側的臟土雜物厲聲厲色地說：“這里太臟了，你們要天天清掃。”說完揚長而去，全家這才松了口氣。父親回到屋里一屁股坐進太師椅里，半天說不出話來。
問(汪東林)：自抗戰爆發之后，梁先生即以無黨派人士和民盟負責人的身份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為國事奔忙。梁先生在這一時期的言論和行動，還有什么補充？
答(梁漱溟)：我從抗戰初期起，即為團結抗敵而奔走于各方，抗戰勝利后又為爭取和平建國而代表第三方面的民盟參與國共兩黨和談，總計前后有八九年之久。有人曾經在氣頭上說我梁某人一生沒有做過一件好事，這當然不合事實。一個人的政治言論和行動，一旦成為事實，便涂抹不了，今人和后世自有公正的評說。誠然，在我的一生中，做不成的事，沒做通的事，做錯的事，都不少。即從抗戰至國共兩黨和談及破裂這一段歷史看，亦是如此。
現在回顧，我靜心反省，自己不貪安逸，不圖享受，自19歲起粗衣素食，并無私產，教書著述所得亦幾乎全用之于興辦教育，接濟若干志同道合而經濟拮據之友人。至敵寇入侵，為救國難而奔走四方，甚至自愿深入敵后，跟著抗日游擊隊晝行夜宿于荒山野嶺之中，頗有些不怕苦、不怕死的樣子。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配著自己呢？捫心自問，則源于自幼立志要改造中國，為國家民族做事，并確有自己為國家民族設置之理想。簡言之，自己深懷愛國之情，對祖國的責任感遠遠超過自己的小家小我，有時甚至無我。舉例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我與共產黨之間顯然有很大的距離。在理論主張上，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我亦自有一套。這距離不易泯沒，但根本上卻有相通之處。這就是我對民族前途以至于整個人類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棄理想，便沒有我。而共產黨人恰是一個以遠大理想為性命(即最高利益)的集團，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是為這個遠大理想而置個人生死于度外的。雖然遠大理想的內涵距離很大，但都抱著一顆為國家為民族之心，卻是相通的。正是這，決定了我與共產黨人合作之可能。于彼此見解主張之不同，我以為不妨“寬以居之”，一切從頭商量，異中求同，確有同可求。多少年來，共產黨人是贊同我持此見解，并把我作為一共產黨外之朋友的。遠如李大釗先生與我相知相交，至我建國前兩次赴延安與毛澤東等先生之交往；近如建國初期毛澤東曾一度與我相交，把我和章士釗先生一同作為中南海他家中的座上客，以至毛故去之后，中國共產黨自身結束了十年“文革”的大動亂，走上了復興之路，我又成為共產黨人的一位朋友。眾所周知，我曾經被排除在朋友行列之外，那就是自毛澤東先生本人1953年發動的對我的批判開始，我長時期成為一名不戴帽子的“反面教員”，一有言論，甚至是零星雜感，片言只語，亦成為眾矢之“的”，動不動便對我進行有組織的批判。對于1953年因我自己的荒唐而闖下的大禍，以及這以后一場場政治運動中我的言論和遭遇，當留待以后冷靜地、實事求是地慢慢兒細說。
但是，就我個人而論，不論是解放前如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和談，還是解放后我在各個時期的一言一行，其對也，其錯也，都與我最早形成的理論主張和行為準則密切相關。
目睹舊中國貧窮落后的現狀，中國社會的出路何在？遠在20世紀20年代初，我即認識應走向社會主義而非重走歐美資本主義老路；而為了走向社會主義，則必須先有全國統一穩定的革命政權之建立，以從事現代化經濟建設。以上兩點，我同中共的主張和愿望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如何實現革命的第一個目標即建立統一政權問題上，這正是1938年初我赴延安與毛澤東通宵達旦爭辯問題的焦點所在。
中國前途如何，怎樣統一？我潛心研究中國幾千年之文化史、經濟史、社會史，對當前的社會結構和狀況也進行過調查摸索，提出了鄉村建設的理論。“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融倫理、經濟、文化、教育、科技、政治、治安于一體，以鄉村為基地，從普及民眾教育入手，先搞實驗，一個縣，一個省，逐步擴大，而避免武力，結束內戰。結果呢，我的設想藍圖當然落空了。1949年由共產黨、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掌握了武裝，以武力統一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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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與毛澤東的故事
